身体自主与身份选择

书评
Irreversible Damage : The Transgender Craze Seducing Our Daughters”, by Abigail Shrier


我不是trans-activist,我也不认为每个自认是trans的青少年都是天生trans,都会在过去现在未来永远坚定地自认trans,甚至我相信其中很多人最终的性别认知会变回生理性别。我认同作者的部分说法,但是有很多地方我与她分歧巨大。我赞同她在第四章提到的,也是radfem常说的,整个trans文化建立在生理性别和传统社会性别角色有着对应关系的假设上,而这个假设正是女权主义者要打破的。尽管我和她都赞同这一理论的抽象表述,但是我发现,一旦涉及到理论落地,就是需要她分析一个现实的具体的人的时候,她立马显露出牢固的性别刻板观念。而且,我也十分厌恶她每次提到青少年的那种轻视、不屑的态度。她的采访稿信息量很丰富,采访对象包括了trans的父母,支持和反对affrimative care的专家,transitioned和detransitioned的亲历者,她梳理了对这些不同视角的意见,让我学到很多。但她的个人见解常常充斥着傲慢和肤浅。

这本书看似反trans,其实很多地方作者表露的观念体现出的深层文化,正是孕育了trans运动的环境动因。她自己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书中多处展现出她陈腐的性别观念,而且是以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被说出来,可见这些观念都被她完全内化了。比如,她提到某FTM网红晒自己第一次购买束胸的经历,那人在视频里戴上束胸后兴奋地尖声说,这是她人生最棒的一天。作者评论说:

Breasts may be painful reminders of one’s birth sex, but apparently shrieking is not.

更直白地翻译一下,她的意思是,这个FTM,表面上说自己是男性,但是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尖叫了起来,完全忘记了只有女性才会尖叫这件事。她的评论中很显然对尖叫这件事抱有轻蔑的态度,然后她又把尖叫限制为了女性专属的特点,也就是说,她暗示,某个只有女性才有的特点令人鄙视。首先,男性激动的时候也大喊大叫,音调多尖算尖有待商榷,第二,她轻蔑的态度让我愤怒。

除了性别观念落后,作者还有另一个社会通病:她认为女性身体的被使用性要高于住在身体里的灵魂对身体的主权。我认为,这种影响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文化观念,正是把年轻女孩推向trans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子就是,她讨论穿束胸对年轻女孩胸部发育的危害,延伸到以后有了孩子会影响喂奶,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话语的猥琐。

But try convincing a teenager that something she wants to do carries risks. Imagine telling her that she might not want to damage her breast tissue; that she might one day want to have children and, having birthed those children, to nurse them. It’s a little like informing her the sun will burn out five billion years in the future.

作者完全不懂得一个道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身体里过自己的生活,只有身体的主人有权选择怎样使用自己的身体。她觉得女性因为要做“未来的母亲”,所以身体应受他人的监管。只要监管的出发点貌似正当,比如“为了孩子”,监管人就理所当然地攫夺了控制年轻女性身体的权力。后面她举了自己的例子,大一时为了穿衣服好看,想做缩胸手术,被父母劝阻了,后面遇到了“那个正确的人”,生了三个孩子,体验到母乳喂养是最棒的和孩子建立连接的经历,于是庆幸年轻的时候没有做那个手术。翻译一下,她的心路历程就是,年轻的时候,觉得身体的被展示性(展示给男人看)最重要,年纪大了以后,觉得身体的被使用性(被孩子使用)更重要,这就叫从一个大坑走进另一个大坑,从展览品到营养品,哪个功能也无关身体独立存在的价值。

她自以为站在未来的孩子立场上,就高出了任性妄为的年轻女性一头。为了孕育”更健康的孩子“,女性就应当让渡身体主权吗?其实恰恰相反,驯服于这套权力话语,任由别人控制自己的身体的女性,会成为最差的母亲。连身体自主权都没有,作为人的精神已经残缺了,长几个乳房有什么用。说句不好听的,猪圈里的猪长了十几个乳房,生的小猪还不都是任人宰割吃肉。失权的母亲生下的孩子,必然重复她失权的命运。

作者认为许多trans-identified teenage girls并没有gender dysphoria,而是受到了社交圈子的影响,觉得成为trans很酷。很多人十几岁时接受了性别纠正治疗(束胸、荷尔蒙等等),几年以后想重回生理性别时,身体已经受到不可挽回的影响。我没有试图否认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悲剧性,也不否认现在的解决方案存在种种缺陷。我反感的是作者展示问题的方式,她评论的态度,少有站在青少年的角度。她轻视青春期的挣扎,把少年的困境都归结于浅薄和轻浮。在我看来,她自恃为他人生命健康的保护者,但是根本不了解生命的需求,生命不是提线木偶,不会沿着某条“正确”的路径行进。

在我理解中,青少年的性别迷惑,其实是她在经历自我主体性的确认。特别是这个社会,到处都是把僭越、侵犯年轻女性身体主权当成常态的人,女孩总是更多地面对这个困境: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试图限制、规划、控制我的身体,我的身体真的属于我自己吗,我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完全拥有我的身体?她在和父母、和社会观念斗争的过程中,想要争得的是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有些人认为,青春期女孩不该接受雄激素注射,因为“她们的子宫还要生孩子”,青春期女孩不该做乳房切除,因为“她们的乳房还要用来喂奶”,青春期女孩不能接受性别重置手术,因为她们长大以后才会懂得自己的身体并不完全属于自己,而是对“未来孩子”、“未来爱人”的欠账。正是这种把女性身体和她的精神相隔离的文化观念,把青春期女孩推向了trans阵营,正是这种观念,让trans-identified青少年觉得来自作者那一辈的父母“toxic”,甚至跟父母决裂。

如果你说,affirmative care不合理,是因为它完全依赖于未成年人的自我诊断,而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心智去评价手术风险、足够的能力去承担性别重置的后果,这我完全赞同。但是,一件坏事,比如affirmative care,也不能用错误的理由去阻止它。“女人的身体不能由自己处置,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影响着你的亲密关系,影响着你的后代”,这就是错误的理由。

在几个desist的案例中,家长带着性别迷惑的女儿休学一年,四处旅行,还有一个母亲把女儿送到马场工作了一年。这些教育的成功,在于它们通过增加未成年人和环境的互动,通过让她参与有真实影响力的创造性活动,弥合了她的精神和身体间的裂痕,加强了她对身体的控制感。这种教育是有益的,滋养的,这才应该是教育的方向,而不是向青春期女孩重复关于性别和身体的陈词滥调,试图弱化、否认女性的主体意识。

未成年人终会有成年的一天,到那个时候,她将会获得完全的身体自主权,并且承担完全的责任。人将完全拥有自己的生命,而行使完全的权利代表着承担全部的风险。需要承认,这个时刻必将到来。对未成年人的种种培养和教育应该为这个时刻做准备,而不是否认这个时刻的存在。谁能决定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值得赌上生命,生命就属于谁。压抑生命的冒险,必然导致生命的窒息。

我对FTM trans运动的同情之处在于,我感到,在很多时刻,这是年轻女孩对于企图控制她身体的社会压力的拼死抵抗。我保留意见的部分在于,首先,我不认可“喜欢画画、跳舞的是女性,喜欢运动、电子游戏的是男生”这种无理无脑的角色强加;第二,我感觉随便地设定自己的identity,其实是种心理健康上的高危行为,几乎类似于没有经过训练就去高空走钢丝,许多人还意识不到自己在高空走钢丝。作者其实短暂地触碰了这个观念。她提到,心理学观察早就发现,青春期的女孩很容易对同性萌发恋情,过了青春期许多人又变回异性恋【1】。上一代经历这些的时候,只把它当成一个阶段,而这一代则要把每一点情绪、每一次恋爱,都分类,诊断,变成标签贴在自己身上。

Were it not for this compulsion to categorize and diagnose, minor bouts of anxiety, depression, obsession, romantic impulse, sexual inclination, and all manner of good and bad feelings might be left to grow, develop, change course, or die off.

由此延展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往自己身上贴标签“我是XX人”的行为背后蕴藏的风险,被大大低估了呢?因为,身份关系着你的从属,而从属关系着你的生存【2】。如果一个人把随便什么东西都加到自己的身份里面,“我是个素食主义者”,“我是马拉松跑者”,”我是个同/异/双性恋”,那他就把这些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都变成了性命攸关的事。于是改变饮食、改变锻炼习惯,改变恋爱对象,全都变成了生死抉择,这会让生活变得非常艰难。这也是为什么自称是“XX者”的人,总给人一种好斗的印象。外人看来的一件小事,因为关系到了identity,变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他表现得激动、愤怒、那么不顾一切地反击,其实是在捍卫自己的性命。

我不是说,人不能认同自己的任何身份,而是说,选择性地考量,把最有价值的东西加到自己的identity里面去。这个世界上傻X加扯淡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你要挨个斗争,几辈子都斗争不过来,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生命是宝贵的,所以要精挑细选,哪一件事是我的使命,要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最有价值的事情中去,用只有一次的生命捍卫最值得捍卫的东西。其它的事情,就让它们停留在从心选择的层面,保持它的随意性:我今天选择了去训练长跑,过去的五年选择训练长跑,但是也许未来有一天我突然就选择不再长跑了。在什么时候,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个自由我永远保留。我觉得这种心态,类似于作者说的“left to grow, develop, change course, or die off”,也是我赞成的心态。

我觉得,trans运动,能在十年左右获得如此巨大的政治动量,有其迎合父权制性别模板的原因,更有一部分原因是它触发的心理危机=身份危机=生存危机,而人在生存威胁下,爆发出的求生本能中蕴藏着的巨大能量。但辩证地来看,使人刚强者,也使人脆弱。人在保护自己的死穴的时候能爆发出超人的能量,但是这种爆发对生命力是一种透支,而且死穴的数目越多,人只会越来越脆弱,越来越难以生存。给自己贴的标签越少越好,不要自己给自己制造阿喀琉斯之踵。简装上阵,更散漫,更自由,更有活力远途旅行,更有闲情游游逛逛,观赏路边风景。


【1】Adrienne Rich begs to differ。她认为“变回异性恋”往往反映着女性屈服于父权制的洗脑和暴力。出自《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2】原文是Identity is key to inclusion, and inclusion is key to survival. 出自《Gift of Fear》。

儿童文学中的探险自由和权力控制

kiri书评
《霧のむこうのふしぎな町》,作者柏葉幸子

最近看了一些日本儿童文学,结果让我心情很抑郁。按理说儿童文学应该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然而只能说表象如此。细看之下,这些故事得以成立的前提所展现出的儿童的处境,与其说是自由无拘束的,不如说是恰恰相反。

儿童被投入这个世界之后,就不得不接受一切迎面而来的东西。成年人不满意现状可以拒绝,可以远离,可以造一个茧房屏蔽外界,可以动用武器保护自己。而儿童对自己的生活是基本上失控的,既不能选择生存环境,也不能选择生活方式,更不能拒绝来自成年人的管束。儿童只有等待的命运,她被人从一个环境带到另一个环境,被安排着做这一件事和下一件事。没有人带走她,她就无法离开,有人要带走她,她就无法留下,这其中的被动感和无力感令人窒息。

即使是在小说里,儿童也没有力量主动选择进入或离开冒险地。冒险故事的主角往往在无意中踏入了一个秘密仙境,她的停留时间通常已被规定好了,但她对此一无所知,她开心地享受探险的快乐,直到在某一刻被突然通知需要离开。比如《霧のむこうのふしぎな町》里,主角Rina追逐被风吹跑的雨伞时,误入了雾中小镇。她被Pipity婆婆安排到镇上的几家魔法商店帮工,和镇上的居民成为了朋友。几个月之后她突然被Pipity婆婆告知已经到了要离开的时间了。她想知道明年能不能回到雾中小镇时,Pipity婆婆并不正面作答,反而故意把雨伞藏起来,让她误以为被拒绝了。在她伤心地打开朋友们的送别礼物时,看到了放在最下面的雨伞,又高兴了起来。可是她的高兴和失落,是多么不由自主啊。情绪的起落成因,与她个人的行动无关,只是受了成年人的逗弄罢了。

baihu

在儿童本身的弱势处境之上,还有日本位阶尊卑文化罩下的阴影。在一类常见故事中,主角一开始就被抛入了陌生地,对此地的规则懵懂无知,这时她遇到了一位前辈,一位向导,帮助她探索适应新环境,教导她这里的生存智慧。这种师徒设定当然并非日本儿童文学独有,但师徒相处模式中的权力色彩确是日本独有的。在《白狐魔記》中,狐狸作为仙人的弟子向仙人求教问题,有时没有听懂仙人的答案,或因为仙人故意语焉不详,或由于理解偏差。然而狐狸却不继续追问,而是自己绞尽脑汁地猜测,仙人则看着狐狸抓耳挠腮的神情或者猜错后做出的傻事以此为乐。类似的相处模式也存在于Rina和Pipity婆婆之间。

如果主角和导师仅是师生授业的关系,学生何必需要闷声揣摩老师的弦外之意,未尽之言?换句话说,在这种权力模式中,徒弟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去猜测师傅,而师傅却没有义务让自己变得更容易理解。师傅让徒弟猜测自己的心意,并非出于启蒙开智的目的,而是在主张他凌驾于徒弟之上的权力。

只有下位者对上位者,才需要左思右想地揣摩上意。揣摩结果正确与否并不重要,取悦上位者的是下位者努力揣摩本身。或者不如说,上位者最乐见的是,下位者为猜测自己的意图殚精竭虑辗转反侧,最终却依然猜错了。如果总能猜中,反而引来上位者的厌恶和忌惮,就像杨修说破曹操心思之后一样下场悲惨。

上位者不只要用权力强迫你遵循他的意志,他更追求让你从心底里认同他的逻辑。而他并不采用一套固定的逻辑,更遑论公正,他的规则随时可以为适应他的利益而变化。Rina刚到小镇时,Pipity婆婆让她去镇上工作赚钱付生活费。Rina说自己有零用钱,Pipity婆婆问那是你自己赚的吗,Rina说不是,是家长给的,Pipity婆婆说既然这个钱不是你自己赚的,就不能用。于是Rina被说服了,接受了去书店的工作安排。要我说,用“不劳动者不得食”威胁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是彻底的流氓行径,强买强卖。她依赖你,所以欠你的吗?她没有在社会上赚钱的能力,被说成是她的缺陷一样。为什么不问问,是谁让她陷入这样不能独立,只能依赖你的境地的呢?是谁不征求她的意见,就用雨伞、大风和雾气把她骗过来了呢?儿童文学里的这些情节,到处流露出成人世界的傲慢。等到成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又闭口不谈独立了。Monday和老婆Kinu在教育孩子Sunday的问题上起了争执,打了老婆一巴掌,把老婆气走了,之后他和Sunday两个人吃糖不知节制,长了蛀牙很痛苦,Kinu从Rina那里听说了之后,放心不下让父子俩独自生活,就又搬回去了,结局母子团聚,皆大欢喜,Pipity婆婆也默然赞许。为什么这个时候Pipity婆婆又不来指责Monday和Sunday不够独立了呢?做不到保持牙齿清洁的成年人理应有人来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而六年级小学生应该自己劳动赚钱自己花,这不是流氓逻辑,什么能算流氓逻辑呢?

ルドルフとイッパイアッテナ

当儿童文学忠实地描绘儿童的处境时,奇异地产生了一种讽刺的效果。即使在为儿童而写的文学作品里,她也难以被当做是个平等的人来看待,她被引导被保护甚至被宠爱着,但时常不被尊重,永远不会被畏惧。《ルドルフとイッパイアッテナ》里,虎斑猫易白易阿特那为了给徒弟黑猫鲁道夫准备践行宴,愿意放下脸面去求仇人施舍一些牛肉,结果被打成重伤,然而这样宠爱徒弟的易白易阿特那,之前只是因为鲁道夫说错一句话,就狠狠打了他一个巴掌。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宠爱,也是他霸权控制的一部分。即使再被宠爱,仰仗别人鼻息的生活,整日担心供养人突然死掉或者翻脸,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平静安定的生活随时有被意外打断的风险,她无力影响外因,却要承受成年人一切行动的后果。如果没有为儿童权益撑腰的公共机构,她在自己的家庭里,该是多么孤立无援啊。

我好多年没读过儿童文学了,最近集中读了几本之后积累了某种直觉性的憋屈,整理了下思路絮叨成文,主要是为了让自己记住现在的这种感觉吧。我怕后面类似题材读的越来越多,大脑逐渐内化了其中的逻辑,不再有不舒服的感觉,对新鲜接触时眼前很显然的东西反而视而不见了。也希望能读到更多的平等对待儿童,赋予儿童力量的文学故事。

大怪兽米诺陶

书评
The Global Minotaur“, by Yanis Varoufakis


Yanis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时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但不到一年就因为拒绝以紧缩政策和欧盟的大额贷款纾困危机而主动辞职了。他辞职后写了几本书,抨击欧元区的种种弊病,并发起了“DiEM25”运动,其诉求在于改变欧元区政治上一团散沙的现状,建立一个统一的实权政治组织来决定货币政策,而且这些经济政策不能是像现在这样由各国政治首脑密谈决定,而要走民主程序,接受公众监督。

第一次听说“DiEM25”时,我觉得这个运动太异想天开了。这不是跟要建立一个欧洲政府差不多吗?而且还把希望寄托于“人民”。。。精英阶层对民主决策用在复杂议题上,有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甚至说是鄙视。你知道如果让人民决定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吗?他们已经公投了Brexit,设想一下如果他们投票给Snowball!【1】不过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有点理解他的想法的来源了。首先,在市场交易之外,通过政治手段进行贸易盈余再分配的机制,不但是全球市场持续平稳运作的必须,而且自二战结束以来已经事实性地存在了七八十年了。唯一的问题是,这种机制是规则明确的显性存在,还是黑箱式的隐性存在,是民主运作的,还是寡头操控的,是基于互利公平原则建立的,还是为某个霸权国家利益服务的。Yanis提出要通过规则明确、信息透明的泛欧洲民主来制定欧元区内的货币政策,在今日看来确实很理想主义。但是这想法的前身早已有之,更激进的版本凯恩斯早就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过了,只是后面在美国的阻挠下不得不放弃。

从资本主义诞生之日起,周期性经济衰退就是悬在市场经济头顶不散的阴影。而且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贸易范围延伸到全球,每一次经济危机的后果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对经济危机的成因一向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劳动和资本冲突的视角,Yanis这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区域经济危机和相应贸易区内贸易顺差的再分配机制失灵之间的关系。

Yanis在这本书反复强调了全球贸易盈余循环机制的必要性。他认为,希腊债务危机的本质是欧元区缺少一个贸易盈余的自动循环机制。有效市场论的信奉者习惯于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参与市场交易的不同地区之间,通常存在着系统性的贸易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资本主义贸易的稳定持续必须依赖于对贸易顺差地区的利润再分配。比如加州和阿拉巴马之间的贸易,加州永远是顺差地区,阿拉巴马永远是逆差地区;上海和贵州之间的贸易,贵州对上海的商品需求总要超过上海对贵州的需求。在一个贸易区,总有系统性的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如果它们使用不同货币,赤字国家还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强出口竞争力,缩小赤字额,但是在欧元区这条退路也被堵死了。希腊和德国其实更接近于加州和阿拉巴马,上海和贵州这种关系。这种贸易模式想要持续下去,就要依赖更高层面上的再循环机制。通常的做法是把盈余地区的利润再投资到赤字地区再进行生产,创造就业激活经济。然而在欧盟层面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再循环机制。希腊的长期赤字得不到再填补,财政亏空越积越大,只能靠不断从盈余国贷款拖延。当亏空大到无以为继时,欧盟决定拨一笔巨额贷款将赤字再继续拖几年,但是附加了紧缩条款,逼迫希腊政府大幅缩减公共开支。公共开支缩减后经济活力进一步下滑,希腊失业率飙升,政府更加无力还款。一个人本来就欠你钱,你还掐断了他的收入来源,这究竟是想不想让他还钱?在媒体上,德国被塑造成勤奋的“工蚁”,而希腊则是好吃懒做的“蚂蚱”。蚂蚱夏天的时候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到了冬天只好哀求勤劳节俭的工蚁施舍食物。但实际上,这笔钱名义上是给希腊的,其实绝大部分用来bail out德意志银行的坏账,留给希腊的微乎其微。Yanis指出,这种对希腊人赖账的指责并不成立,因为盈余和赤字是相生相伴的,一方的盈余必然成为另一方的赤字,任何贸易区都必然存在一个希腊。欧元区缺少一个统一的政治领导来对贸易盈余再分配,是欧洲迟迟无法走出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本书回顾了全球市场的贸易盈余循环机制在20世纪的变迁史。二战后,试图重新确立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全球规模的资本盈余循环机制,避免20-30年代的大萧条重现。尽管有着必须建立循环机制的共识,但是在这个具体机制如何实现上,以凯恩斯为代表“国际合作派”和以怀特为代表的”美国主导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凯恩斯提议国际交易采用统一货币,他连货币名字都起好了,叫Bancor,相当于把今日的欧元区扩大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方案的另一部分是建立International Currency Union(ICU,国际货币联盟),其主要功能是避免贸易盈余和贸易赤字的在特定国家的系统性积累。ICU的任何成员国都有权可以从国际央行领取无息贷款,ICU也可以提供超过赤字国贸易额50%的巨额贷款,但要收取固定利息。同时,ICU会遏制过度贸易顺差:对贸易盈余超过贸易总额一定百分比的国家,ICU会对其盈余收取利息,以逼迫其货币升值。二战间作为唯一顺差国,积累了大量贸易盈余的美国当然坚决反对这个提案。美国也知道一个全球贸易盈余循环机制是必须的,但是它要求把再分配机制的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交给什么多边国际组织。战后凋敝的欧洲自然没有制衡美国的能力,美方提案轻而易举地胜出了。当然,美国也清楚,由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的霸主地位也伴随着相应的责任:它在收集贸易顺差的同时,也要不断将这些盈余重新投资到逆差国家,保证这个资本循环的游戏可以持续进行下去。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推行了它的The Global Plan(全球大战略)。大战略的重点是培养两大强势货币和围绕该货币的区域市场:以德国马克为主要货币的欧洲贸易区,和东亚的日元贸易区。德国马克即是今日欧元的前身。在大战略设想下,德国和日本在美国扶持下,保持其区域内的制造业领先水平,对周边国家维持贸易顺差,而美国则靠出口高附加值商品获得德国和日本的贸易顺差,并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再分配。至于为什么美国选择的两个国家德国和日本,都是在不久前还和美国兵戈相见的轴心国,看似不自然,其实非常合理。除了这两个国家都有工业基础外,主要是因为这两个战败国都有美国驻军,容易控制。Yanis顺便介绍了一下美国在东亚发动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如何塑造了东亚后来的经济格局。简略地说就是,一开始美国给日本工业品设定的销售市场是中国,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计划黄了,就在美国上层纠结还要不要扶持日本的时候。朝鲜战争突然爆发,日本成为了美国军队补给的大后方,于是日本制造业就在战争经济的刺激下发展起来了。而越南战争时美国的军备需求又催生了新一轮战争经济,亚洲四小龙顺势崛起。

从石油危机到2008年,也就是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这段时间,被作者称为The Global Minotaur(全球米诺陶)。米诺陶是希腊神话里住在迷宫里半人半牛的怪兽,每年要吃十八个青年男女,作者以此譬喻美国在全球资本循环中的角色。之前的全球大战略的运转前提是,美国总能凭借高附加值工业维持贸易顺差,再将自己的盈余投资到世界各地。但是十年越南战争积累的负债让美国政府第一次陷入了贸易逆差,失去了顺差优势的美国其经济霸主地位岌岌可危。此时美国做了一件老霸主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它不但不缩减赤字,反而堪称疯狂地扩大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同时把外国资本吸引进来为本国赤字融资。它虽然自己没有顺差了,但是它继续循环别人的顺差。

从资本主义历史来看,霸主地位和贸易顺差是共生体,一个霸主国由顺差转为逆差的时候,也是其霸权开始衰落的时候。但是美国开启了一个全新模式:从贸易顺差转为逆差后,它的霸主地位反而越加稳固,为什么?Yanis说因为美国资本市场化身成了一个如同米诺陶的怪兽,吸收全球的贸易顺差,再用这笔钱购买他国出口商品将其回流到全球贸易循环中。

从全球大战略到全球大怪兽的转折点是70年代的石油危机。Yanis反驳了一个流行迷思,即70年代的美国并不乐见石油价格飙升。事实上恰恰相反,当时的主要产油国政府都是美国的亲密伙伴,美国曾阻止试图降低石油价格的多方会谈,而沙特多次爆料说基辛格催促他们把油价再提高两到四倍。事实上,油价上涨对德日的制造业造成的压力远大于对美国的:美国自产油比例约30%,而欧洲和日本原油几乎全靠进口,而且石油用美元定价,美国只要印钱就可以买。高价油增加德日了制造业成本,美国乐见其成。美国想要不裁减公共开支,不加税(实际上富人税一直在减),又不损害其霸主地位,为国内财政赤字融资的两条路径,只有一,增加美国工厂相对于德国和日本的竞争力,二,提高利率吸引外国资本。第一条路径下,美国压低国内的工人工资的同时,推动石油价格上涨,增加德日的工业品成本。在利率方面,时任FED主席的Paul Volcker一度将利率提到20%。

这些措施不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的影响都非常深远。从19世纪以来,美国人普遍相信,每一代人的生活水平都会比上一代人更好,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梦”。然而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按购买力折算后的工资,real wage)完全停滞了,收入的停滞和消费增长的需求,彻底地改变了普通美国家庭的生活方式。家庭主妇越来越少,双职工家庭越来越多,当他们发现第二份收入依然不足以支付“美国梦”,银行就主动放宽贷款限制,鼓励贷款消费。于是旅游也贷款,买车也贷款,上大学也贷款,普通人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债务陷阱中。同时70年代美国银行飙升的利率也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东欧国家如波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在利率上涨前刚刚从西方国家借贷大量资金用于投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大幅上涨的利率让这些国家的政府非常紧张,于是急忙缩减公共开支偿还债务,试图与“资本主义敌人”脱钩,财政紧缩政策使当地人民生活失业率升高,收入下降,加剧了社会紧张,进而动摇了苏维埃联盟。由于类似的原因,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也几乎于同时爆发,西方在这些国家推行的“休克疗法”,其灾难性后果堪比奴隶贸易,直到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依然挣扎在“第二次殖民”导致的动荡和贫困中。

后面Yanis继续批判替米诺陶模式为虎作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其衍生出的金融创新。想让全球资本心甘情愿地跑到怪兽米诺陶的大嘴里,就要让美国成为资本利润率最高的地方,于是放开金融管制势在必行。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罗斯福新政时期制定下的金融管制条例被步步撤销,直到完全放开【2】。之后疯狂逐利的“金融创新”逐渐失控,最终在08年引爆。

Yanis用非常浅显的语言讲解了”复杂“的金融产品的本质,三言两语就戳破了华尔街“金融创新”名为“创新”,实为诈骗的皇帝新衣【3】。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直接引发了08年金融危机的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CDO其实就是把低风险债(比如美国国债)和高风险债(比如已知无力还款的家庭的购房贷款,所谓次贷subprime mortgage)混合在一起,然后假装只要比例“恰当”,混合债就变成了零风险。CDO的风险评级是三A。三A评级意味着它被视为和现金一样可靠。这带来了两点后果:

一是银行购买CDO,不会限制它的放贷能力。法律规定银行的放贷上限要和它的现金存额维持一定比例,为保证有足够的周转资金以应对坏账和储户大量取款的情况,这是出于对储户存款安全和银行经营安全的保护。然而如果银行用储户的1万块钱买了CDO的话,这1万块钱被视为还留在银行,银行依然可以凭借这1万块钱比例放贷。

二是银行可以用CDO作为抵押,从央行(如美联储)贷款,得来的钱可以用于,——买更多的CDO!CDO的收益利率比美联储的贷款利率高1%,于是CDO到期时,银行就赚取了利率的差价。

于是只要不停买入CDO,就相当于有了一台无上限的自动印钞机。而一旦铸币权落到私人手里,那国家经济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从古罗马就是如此,都用不着等到资本主义。原因很简单,大量私钱流入市场,会让价格调控失灵。使用金融杠杆的劣质企业由于超额利润不会被淘汰,专心实业、利润正常的优质企业无法生存。于是实体经济逐渐衰败。2002年,世界上每一块钱的收入,对应1.8元的金融衍生品,短短四年后,这个比例增加了640%,每一块钱的收入,对应近12块钱的金融衍生品!实体经济终于不堪其体量12倍的虚拟经济(名为经济实乃泡沫)的重负,08年金融风暴就在虚拟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爆发了。

Yanis谴责经济学界精心构造数学模型,打着科学的幌子替这些有毒金融产品背书,让我想起了研究生时学校开的一门课“投资科学”(Investment Science),课上的习题都是:某portfolio有风险X、Y、Z债券各若干,假设X, Y, Z间相关系数可忽略,求portfolio总风险是多少【4】。这不就是CDO吗。华尔街精英用复杂玄奥的数学模型,把庞氏骗局包装成“高大上”的金融产品。一直标榜自己在创新行业,靠个人能力赚得上百万包裹的银行家,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罪犯。可见也不能怪美国民众反智情绪高涨,毕竟被精英害得太惨。

08年的金融危机重创了米诺陶模式,最初的震惊之后,民众越来越迷惑,不知谁才是罪魁祸首。是贪得无厌的华尔街?是沆瀣一气的金融监管?是背叛了工人阶级的民主党?是被巨富寡头收买的共和党?谁都不是无辜的,但过于纷杂的故事支线让任何想要理出头绪的人都头昏脑涨。于是,不负责任的放贷方被轻轻放过,“不自量力消费”的个人借贷者被赶出住房,万亿美元的坏账用纳税人的钱补上。即使是对金融知识再不熟悉的人,也能一眼看出这种差别待遇的恃强凌弱。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当对精英阶级的怒火愈演愈烈,“民粹主义”便兴起了。当工薪阶级意识到哪个政党都不代表自己,人们就失去了投票的欲望。这才是今日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什么社交网站的推荐算法,使劲强调后者简直是精英阶级又一次把民众当智障侮辱的范例。

米诺陶的摇摇欲坠除了加剧美国社会内部的撕裂之外,更为深远地影响了全世界。全球市场体系的系统性盈余亟需一个新的循环机制。全球贸易规则听起来过分宏大,任何相关的改革企图都容易被视为天方夜谭。但人们需要了解,被视为自然的规则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其背后是霸权力量精心的设计。让隐性权力结构现身,是打破黑箱决策的第一步。去监管也好,自由放任也好,不会造就一个不存在特权和阶级的混沌桃花源,只会滋生隐形权力和潜规则。而一个公平游戏中,规则必须是明确公开的,无序化往往是特权的面纱。如果组织只有无形的结构,决策规则只被一小撮内部人士知晓,权力和对存在特权的认识也局限于这些人之间,剩下不了解规则的大多数就会陷入迷惘,甚至是忧心忡忡的神经质中,阴谋论、排外论最容易从这样的土壤中滋生。

每个个体,不论他是体系的得益者还是受害者,都不得不顺着这个庞大体系的内在逻辑像齿轮一样地运作。与其说是人类的贪欲造就了米诺陶模式,不如说是米诺陶模式本身的生存就依赖于无限放大的贪欲。即使是寻求改革的人,也无法跳出体系从外部击败它,而只能等待它逐渐从内核衰败瓦解。有时会觉得,在大势面前,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但人而为人,又不甘心只做大势的傀儡,Yanis的DiEM25,固然书生意气,但至少给人一点希望。


【1】梗来自《动物庄园》。

【2】当然对罗斯福新政的削弱从里根时代就开始了,但是克林顿时代的金融去监管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包括撤销Glass–Steagall Act,允许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合并。之前看到《Listen, Liberal》里说,彻底颠覆罗斯福新政这种大动作只能由民主党自己完成,就如同中美关系破冰必须由外交立场更强硬的共和党政府来实现。这类政治大转向,必须有两党共识。民主党破坏掉罗斯福新政的“革命果实”,标志着它的立场逐渐保守化。事实上今日的民主党已经不能算一个左派政党了。

【3】话说我觉得记者写经济议题,不论下多大的功夫搜罗材料,常常也只能做到讲一个详实的故事,而其议论多是从流行经济学观点里寻章摘句来的。前两天听《Dark Money》,一段话里作者就把Paul Krugman、Joseph Stiglitz、Thomas Piketty轮流引用了一遍,简直如同新凯恩斯主义小组讨论会一般和谐。。。经济学家的书里没有那么多戏剧冲突和众生相,但思想脉络要鲜明的多,而且常有独道之论,还是看后者的收获更大。

【4】金融危机对应的数学模型就是X, Y, Z的风险系数高度相关的情况。也就是说,甲违约了之后,会增加乙的违约几率,甲的公司倒闭,导致乙的产品卖不出去,衰退趋势沿经济链条扩散开来,最后把所有人都拖下水。将模型建立在违约系数相关性可忽略的假设下,就等于假设金融危机不可能发生。